儒家學派的政治哲學及教導思惟

——兼談以孔子誕辰日為教師節的文明價值

作者：齊城

來源：《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7年第5期

【作者簡介】齊城，馬克思主義基礎道理專業博士，河南師范學院信陽市委黨校兼職傳授，信陽市教導局局長、黨組書記。

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在孔門真傳門生中，代表人物有曾子、子思、孟子等，代表著作有《論語》《年夜學》《中庸》《孟子》，作者分別是孔子及其門生曾子、子思、孟子等。這四部著作合稱“四書”，是儒家經典。“四書”中包括著儒家學說的精辟論述和豐富思惟。儒家學說在創立后的兩千余年間，得以不斷傳承和發展，在中國現代社會被慢慢奉為經典，成為中國傳統文明的主體。儒家學說的良多思惟至今仍能給我們以深入啟示。

一、孔子及其門生的政治哲學和教導思惟

(一)孔子及其《論語》中的政治哲學和教導思惟

1.孔子其人。孔子(前551—前479年)，年齡末期思惟家、政治家、教導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少“貧且賤”“故多能鄙事”。及長，在魯曾任“委吏”(司會計)和“乘田”(管畜牧)等小官。學無常師，相傳曾問禮于老聃，學樂于萇弘，學琴于師襄。中年共享空間，聚徒講學，從事政治活動。年五十，由魯國中都宰升任司寇，攝行相事。后又曾周游宋、衛、陳、蔡、齊、楚等國，自稱“若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終不見用。暮年努力于教導，收拾《詩》《書》等現代文獻，并把魯史官所記《小樹屋年齡》加以刪修，成為我國第一部編年體的歷史著作。《周易》包括“經”和“傳”兩個部門。“經”是註釋，“傳”是解釋“經”的。《易經》部門，前人說卦辭為周文王所作，爻辭為他兒子周公旦所作。《易傳》部門，司馬遷說為孔子所作。相傳孔子有門生3 000人，此中賢者有72人。

2．孔子的“仁”學思惟。孔子把“仁”視舞蹈場地為最高的品德原則和品德標準。他認為“仁”有兩層意思：一是低教學場地廉甜頭復禮；二是仁者愛人。“仁”即“愛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8，“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1]36等論點，即所謂“吾道一以貫之”的“忠恕”之道。但又以孝悌為“仁”之本。認為“仁”的執行要以“禮”為規范，“低廉甜頭復禮為仁”[1]57。“仁”實際上是以維護貴族等級次序為目標的。

3．孔子的政治主張。他提出“正名”的主張。“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1]63。意思是說，名分不正，事理就講欠亨；事理講不清楚，工作就辦不成。孔子強調的是管理國家時要做到名實相副，言行分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60，都應實副其“名”。在維護貴族統治的基礎上，倡導德治和教化，反對苛政和肆意刑殺，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1]77的論點。

4．孔子的教導思惟。首創私家講學的風氣，主張“有教無類”[1]76，即教導人不分任何類別。主張“因材施教”，堅持“教學相長”[2]73，并要有“學而不厭，誨人不倦”[1]37的精力。強調“學而時習之”，倡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求實態度。重視“學”與“思”的結合，提出了“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1]19和“溫故而知新”[1]19等命題。

5．孔子的世界觀。他信任有人格意義的“天”：“獲罪于天教學場地，無所禱也”[1]23，但又把天當作是天然之物，“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82重視祭奠，但又懷疑鬼神的存在，提出“敬鬼神而遠之”[1]35，認為“未知生，焉知逝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54。信任天命，強調“知命”，“不知命，無以為正人也”[1]89，但又重視人為，在生涯上采取積極的態度，表現了“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1]39的樂觀精力。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1]17以此來表白他的天命思惟和人生態度。

6．孔子對后世的影響。自漢代以后，經過不斷補充和改革，孔子學說成為兩千余年封建文明的正統，影響極年夜。封建統治者一向把他奉為圣人。現存《論語》一書，記有孔子的談話以及孔子與門人的問答，是研討孔子學說的重要資料。孔子曾修《詩》《書》，定《禮》《樂》，序《周易》，作《年齡》。孔子的思惟及其學說對后世產生了極其深家教遠的影響。孔子以參政進仕為重要目標，講學著作是第二位的。由于孔子堅持本身“宗周、復禮、正名”的政管理想與政治品德，最終淪落不遇，暮年居魯瑜伽場地，以退修詩書、傳授門生為業。在生平政治志向失之后，不得已成為教導家、思惟家。但追溯其本義，孔舞蹈教室子起首是一個為政管理想不懈盡力而未獲勝利的政治家。

(二)曾子及其《年夜學》中的政治哲學和教導思惟

1．曾子其人。曾子(前505—前436年)，名參，年齡末期魯國(今山東費縣)人。他是孔子暮年的學生，以孝著稱。他認為“怙恃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3]478。主張“慎終追遠”[1]15，還主張“犯而不校”[1]43。認為“忠恕”是孔子“一以貫之”的思惟。相傳《年夜學》是他所著。《年夜學》底本是《禮記》中的一篇，后獨立成篇，是儒家學派的進門讀物。

2．弘揚光亮正年夜的品格。他提出“年夜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平易近，在止于至善”[1]4。“年夜學”相對于“小學”而言。“小學”在現代專指研討語言文字的學問。古時蒙童進學，先習認字，把握基礎的文明常識和必須禮節。待到15歲擺佈方可進年夜學，學習“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學問。“年夜學之道”的“道”即規律、原則等。“明明德”便是品德彰明光年夜之意。“親平易近”的“親”，通“新”，使更換新的資料、改革的意思，“親平易近”就是“新平易近”，使平易近眾棄舊改革，除惡揚善。“止于”在此作目標解。年夜學的主旨就在于弘揚光亮正年夜的品格，在于使人棄舊改革，除惡揚善，在于使人達到至善的地步。

3．曾子主張凡管理國家的人，必先從個人修養做起，被稱為“初學進德之門”。“古之欲明明德于全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舞蹈場地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全國平。自皇帝以致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1]4-5。曾子指出，上至皇帝君王，下到布衣蒼生，每人都應當以修養操行作為個人立品處世的最基礎。借使倘使本末顛倒，想要管理全國，是最基礎不成能的。他具有“以仁為己任”“臨年夜節而不成奪”的年夜丈夫氣概，在與政治權勢的來往中堅持著無私無畏、議而不從的態度。不平從、不茍合、剛直不阿、甦醒處世的正人品德——這基礎上是原始儒家對待政治權勢的正面態度與做人的基礎原則。雖然不用必定要卷進現實政治的漩渦，但必定要甦醒地保存著對專制政權的批評權力，這是曾子留給后人的啟示。

4．傳承孔子思惟。曾子16歲拜孔子為師。孔子的孫子孔伋(字子思)師從曾子，子思又傳授儒學于孟子。曾子上承孔子之道，下啟思孟學派，對孔子的儒家學派思惟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和建樹。《年夜學》開宗明義地提出了三綱(明明德、新平易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全國)，建構了一套完全的封建倫理品德的政治哲學體系。

(三)子思及其《中庸》中的政治哲學和教導思惟

1．子思其人。子思(前483—前402年)，戰國初期思惟家，姓孔，名伋，孔子之孫。相傳曾受業于曾子。他把儒家的品德觀念“誠”說成是世界的來源根基，提出“唯全國至誠，為能經綸全國之年夜經，立全國之年夜本，知六合之化育”[2]講座場地194，認為“至誠”則達到人生之最高境界。他繼承并發揮了孔子的中庸思惟。“中庸”的“中”指無過也無不及，即恰到好處。“庸”是指平凡。孔子認為，“中庸”是最高的品德標準。子思認為“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2]189。“誠”原意是誠信無欺，既不欺人，也不自欺。他把“誠”說成是人具有的天賦品德，是人生最高的品德境界。孟子曾受業于他的門人，將其學說加以發揮，構成了思孟學派。相傳《中庸》是他的著作。《中庸》與《論語》《孟子》《年夜學》并列，合稱“四書”。

2．子思提出要詳盡地探討事物的道理。“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2]187，最早出自《禮記·中庸》，這是前人總結的五個基礎教學步驟。前人認為學習并非埋頭苦讀，而要不斷地問難、思考、討論，最終通過實踐來達到預期的後果。而“學、問、思、辨、行”的對象就是品德知識。子思認為，要廣泛地學習各種知識，詳盡地探討事物的道理，對本身所學的東西要謹慎思慮，辨清長短，當獲得了真諦之后，就要堅決地往實踐它。“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4]25。程子曰：“五者缺其一，非學也。”

3．子思認為不偏不倚乃儒學最高之道，它教導人們在人人關系、人物關系中要中庸之道、恰到好處地處理。“故正人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教學年夜而盡精微，極高超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樸以崇禮”[2]191。他認為“尊德性”是指居心養性的品德修養，“道問學”是指格物致知的品德學習。這段話的意思是：所以正人愛崇德性，又重視學習、詢問；達到廣年夜的地步，又詳盡到精細處；達到高超的極點，又重視中庸的實行。既溫習已經清楚的事理，又認識新的事理。崇尚禮節要樸實忠誠。這段論述是《中庸》中所表達的思惟精華。“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3]93，“執其兩端，用此中于平易近”，不傾向任何極端，尋求對立兩真個統一與中和。不偏不倚出自人的明德之性，是明德之性作為人道的必定表現。子思從人道上闡發了這種必定表現的心思實質，把不偏不倚在更深的層次上歸結為中和之道。“中也者，全國之年夜本也；和也者，全國之達道也。致中和，六合位焉，萬物育焉”[2]175。可見子思的中和之道是對不偏不倚的發展與完美。

4．中和之道的思惟。孔子哲學的出發點，是人性即天道的思維與存在的統一性，而它的本體論環節在子思這里就被闡述為天道與人道的一體性，表現為人的中和之道。要而言之，天道與人性的一體性到中和之道，由中和之道到“誠”的理論，由“誠”的共享空間理論到合外內之道，由合外內之道到復歸家教于中和之道的“六合參”，這就是子思用以闡述和發展孔子哲舞蹈教室學思惟的理論體系。在思惟史上，子思是人道論的創始人，是孟子性善論的先行者，對后世影響較年夜。

(四)孟子及其《孟子》中的政治哲學和教導思惟

1．孟子其人。孟子(前372—前289年)，名軻，鄒城(今山東鄒縣)人。戰國時期思惟家、政治家、教導家。受業于子思的門人。歷游齊、宋、滕、魏等國，一度任齊宣王客卿。因主張不見用，暮年退而與門生萬章、公孫丑等著書立說。自稱“乃所愿，則學孔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5]537。將孔子“仁”的觀念發展成“暴政”學說。提出“平易近貴君輕”說。主張“法先王”“行暴政”。確定人道生小樹屋來是善的。著作有《孟子》，此中載有孟子及其門生的各項活動，及政治、教導、哲學、倫理等學說和思惟，是研討孟子思惟和思孟學派的重要資料。他被認為是孔子學說的繼承者，有“亞圣”之稱。

2．孟子提出“平易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6]204的思惟。社是土神，稷是谷神，“社稷”又作為國家的代稱。孟子這句話是指，在一個國家里，蒼生是最主要的，其次即是社稷，君重要算較輕的了。認為君主應以愛護國民為先，為政者要保證國民權利。若君主無道，國民有權顛覆之。若何對待國民這一問題，對于國家的治亂興亡，具有極真個主要性，民氣的向背，是關乎得全國與掉全國的關鍵問題。孟子以“平易近本”思惟為基礎，提出了“暴政”“霸道”的思惟，稱“以力假仁者霸……以德性仁者王”，用“霸道”、仁德排擠法家的刑1對1教學力和霸業。孟子強調以“暴政”統一全國，實行以德服人的“霸道”政治，與法家的“蠻橫”政治相對。認為“得其心，斯得平易近”，“得其平易近，斯得全國”[6]117，闡述了儒家的“重平易近”思惟。盡管不被當時諸侯所用，但對后代開明君主或進步思惟家都產生過較年夜影響。

3．做人的準則。他認為“失意，澤加于平易近；不失意，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全國”[6]185。“窮”即在宦途上不失意，“達”即執政廷居于高位；“兼濟”是進，“獨善”是退，進退有據，進退都不偏離儒家圣賢之道。“富貴不克不及淫，貧賤不克不及移，威武不克不及屈。此之謂年夜丈夫”[6]93。富貴不克不及淫亂放縱，貧賤不克不及動搖志向，武力威脅不克不及屈從，這樣的人才幹稱為年夜丈夫。這是孟子所主張的年夜丈夫應達到的一種境界。“故天將降年夜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匱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克不及”[7]164。上天要把嚴重的任務交給或人時，定先熬煎他的心志，勞累他的筋骨，饑餓他的腸胃，睏倦他的身體，居心干擾他的行動，這樣是為了觸動他的心靈，堅忍他的性格，增長他的才幹。孟子認為，古往今來，凡欲堪當年夜任者，皆亦這般。

4.過分強調了人的主觀精力感化。他提出“至年夜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六合之間”[6]49，在儒家哲學中構成了一個唯心主義的理論體系，對后來宋儒有很年夜影響。認為“養心莫善于寡欲”，要“反求諸己”，消除感官物累，“善養吾浩然正氣”，以達“萬物皆備于我”的境界。進而斷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安心罷了矣。”[6]178把治學和認識問會議室出租題歸結為若何找回流失本意天良的心性修養問題，闡述了認識論和倫理學相統一的“天人合一”說，對后世儒家哲學的演變和發展有很年夜影響。通過闡發子思學說，繼承、發展了孔子思惟，史以“思孟學派”稱其和子思之學，被歷代教學場地封建統治者視為孔門儒學的正宗。戰國時期，孟子為儒學一派，至魏晉時，史家仍以孟、荀并稱。唐韓愈提出“道統說”，揚孟抑荀，定孟子為孔子之道的獨一繼承者，后又稱之為“亞圣”。《孟子》成為儒家四年夜經典之一。

二、儒家學說的歷史傳承和學派發展

(一)儒家學說的歷史傳承

儒家學說的內容重要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崇尚“禮樂”和“仁義”，倡導“忠恕”和中庸之道的“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張“德治”和“暴政”，重視倫理品德教導。戰國時儒家有八派，主要的有孟子和荀子兩派。自漢武帝罷黜百家教學場地以后，儒家為適應各個時期封建統治階級的需求，總是從孔子學說中演繹出各種應時的儒家學說來。如在兩漢，有以董仲舒、劉歆等為代表的今古文經學以及讖緯之學；在魏晉，有王弼、何晏等以老莊思惟解釋儒經的玄學；在唐代，有韓愈為排佛而倡導的儒家“道統”說；在宋明，有兼取佛道思惟的程朱派和陸王派的理學；清代後期有漢學、宋學之爭，中期以后有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爭；五四運動前后，儒家學說隨著封建社會的沒落而日漸喪掉其作為正統思惟的位置。但由于它統治中國思惟兩千余年，它的經典曾是封建統治階段的最高教條，實際成為中國傳統文明的主體，它的精華是中華平易近族的優秀文明遺產。

(二)儒家學交流說的學派發展

儒家學說至宋明時期發展到極致，近現代以來又發展為新儒學。重要學派分述如下。

1．宋明理學。亦即宋明儒家哲學思惟。漢儒(重要是古文經學派)治經側重名物訓詁，宋儒則多以闡釋義理、兼談生命為主，故有此稱。以儒家倫理思惟為焦點，糅合佛、道而構成三教歸一的新特點。北宋初胡瑗、孫復、石介有“理學三師長教師”之稱。但實際創始人為北宋的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兄弟(顥、頤)，至南宋朱熹始集年夜成，樹立了一個比較完備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認定“理”後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無上的位置。為學“即物而窮理”。在朱熹時，有陸九淵一派的主觀唯心主義，提出“宇宙即是吾心”[8]67的命題，同程朱學派對立。至明代，王守仁進一個步驟發展了陸九淵的學說，認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9]51。陸王學派斷言主觀的“心”是宇宙萬物的本源，為學要“明本意天良”“致知己”[10]124，并強調“知行合一”[11]217說。但自北宋張載提出氣一元論，已和二程分歧。明代王廷相以致清初王夫之等，曾先后發展張載的學說，教學以反對程朱或陸王之學。

(1)程朱學派。宋代表學的重要派別。首創者程顥、程頤，集年夜成者朱熹。因為他們的學說基礎分歧，后人稱這一派為程朱學派。程顥提出為學以“識仁”為主。程頤則提出“往人欲，存天理”[12]82，為名教綱常辯護。他們斷言“理”是離開事物獨立存在的客觀實體。為學要“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窮理乃至其知，反躬以踐其實”[13]130。朱熹斷言“理在先，氣在后”。他從教50余年，認為：“為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精致之本，則又在家教于居敬而守節。”[8]56著有《四書章句集注》《周易本義》等。朱熹曾與陸九淵等有過關于“太極”和治學方式問題的爭論。宋以后統治者倡導程朱理學，該派曾長期堅持思惟上的統治位置。

(2)張王學私密空間派。張載是北宋哲學家，世稱橫渠師長教師。提出“太虛即氣”的學說，確定“氣”是充塞宇宙的實體。由于“氣”的離合變化，構成各種事物現象。批評佛、道兩家關于“空”“無”的觀點。他的哲學中的唯物主義部門，對明清之際王夫之有很年夜影響，并為其所繼承和發展。王夫之是明清之際思惟家，世稱船山師長教師。重要貢獻是在哲學上總結和發展了中國傳統的唯物主義。認為“盡六合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14]57，“氣”是物質實體，而“理”則是客觀規律。無力地駁斥了程朱關于“理氣”的唯心主義觀點。其在哲學上最主要的著作有《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讀四書年夜全說》《張子正蒙舞蹈教室注》等。

2.新儒學。又稱新儒家思惟。它是指東方哲學“與中國孔孟程朱陸王之哲學會合融貫”而“產生發揮平易近族精力之新哲學”。1941年8月，賀麟發表《儒家思惟的新開展》，稱儒家思惟為“中國的正統思惟”[15]，認為就其傳統而言，“乃是自堯舜禹湯文武成康周公孔子以來最古最舊的思惟”，就其現代及今后的新發展而言，“可以說是最新的思惟”“平易近族文明的復興，重要的潮水，最基礎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惟的復興”。提出“儒家思惟新開展”的途徑，“在于融會接收西洋文明的精華與長處”。強調宋明儒學，“可稱為平易近族哲學，為發揚平易近族，復興平易近族所須發揚光年夜之學”[16]90。“新儒學”的基礎傾向是傳統的孔孟程朱陸王之學在新形勢下的復活。儒學可以分為三年夜派，“新儒學”發展了此中的兩派：一是繼承陸王學派，如熊十力。“新儒學”中熊十力發揮《易經》的辯證觀點，自稱“新易學”。其哲學思惟以儒為宗，糅合佛學。重要發揮《周易》、宋明陸王心學和釋教年夜乘空宗法相唯識之學，自建“新唯識論”體系。認為哲學的年夜旨在于窮究本體。宇宙萬物是本體風行的跡象，本體又非離“本意天良”的內在境界，故“六合萬物皆吾一體”[17]。二是繼承程朱學派，如馮友蘭。馮友蘭推重程朱理學，提出“新理學”。他把中國哲學史分作“子學時代”(先秦)和“經學時代”(漢—清)兩年夜部門，并在《中國哲學史自序》中指出，其研討哲學史時所持歷史觀是采用黑格爾“正”“反”“合”之公式，以程朱理學結合新實在論，構造了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三是弘揚儒學里張載、王廷相、王夫之的唯物論思惟，代表人物是張岱年。他在哲學史上初次給張王等唯物論以主要位置，提出一本多極、本至有辯等理論命題。闡明中華平易近族精力是剛健精力，即自強不息的精力，“以和為貴”的精力，即厚德載物、兼容廣博的精力。認為中國現代哲學長于辯證思維而缺少剖析思維，主張既要發展辯證思維，也要進步剖析思維的程度，并提出“文明綜合創新論”[18]。認為現在中國傳統文明正在經歷一個舍舊創新的轉變過瑜伽教室程，妄自負年夜是不成取的，妄自尊大也是沒有前程的。

三、以孔子誕辰日為教師節的文明價值

2013年，國務院法制辦公布了《教導法令一攬子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此中明確提出，《教師法》的第6條“每年9月10日為教師節”擬修正為“每年9月28日為教師節”。因為孔子誕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以中國教導家孔子的誕辰日作為教師節，恰當其時，意蘊深遠。“征求意見稿”發出后互聯網上瞬間成為議論熱點，贊成者、反對者各有其人。作為教師節的配角，不少教師表現，只要喚起人們沉思設立教師節的本意，改時才有興趣義。那么，我們畢竟應該從哪些方面來思慮教師節的本意并懂得它的文明價值呢？

1．設立教師節是為了用以感謝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師，需求有一種人格化的抽像。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是人類文明的傳播者和建設者。人類文明發展的連續性有賴于一代又一代教師的勞動。教師的任務在很年夜水平上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未來。設立教師節標志著教師遭到全社會的尊重。而教師節又需求一個文明符號，需求通過特定的人格化抽像表達出來。好比，“端午節”表達的是愛國主義的情懷，其人格化抽像是偉年夜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孔子被中國人愛崇為“至圣先師”，他是儒家文明的創始人，對中國文明的發展綿延厥功至偉。孔子又是中國偉年夜的教導學、思惟家。以孔子誕辰日作為教師節對中華平易近族而言應該是最能構成共識的文明符號和人格抽像。

2．從人類文明發展歷史來看，孔子在人類歷史上最早提出并極力踐行“有教無類”的教導主旨。在孔子的年月，全世界幾無破例，教導都是上層人士才幹享用的特權，即使到了以知識經濟為特征的21世紀，人類仍未徹底解決一切人同等享有教導權利的難題。假如說中國文明曾經領先世界，打破等級軌制的瑜伽場地枷鎖，使社會底層人士能夠接收教導，那么以公正為旗幟的教導理念和教導軌制的領先，應該是最明顯且無可爭議的，而孔子就是最先舉起“教導公正”年夜旗的旗頭。教導的對象不分貴賤，不論種族，“宜同資教”。孔子平生踐行這一主張，孔門3 000門生中，既有貴族後輩，又有布衣蒼生。《呂氏年齡·勸學》中說：“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于道，其人茍可，其實無不成。”[19]這便是“有教無類”的真正含義。

3．從教導教學發展規律來看，孔子提出“因材施教”的教學原則，同樣獲得眾人的公認。“因材施教”即因大家各種分歧的個性差異，采取分歧的教導方式，增強教學後果。它同“有教無類”一路，為建構教導科學供給主要構架。假如說“有教無類”請求一切個體享有無差別的受教導權利，那么“因材施教”則請求在教學過程中留意受教導者內在的個性差異。宏觀層面的社會權利無差別和微觀層面的人格差別性，構成教導基礎問題的焦點內容。為了防止權利差異，國家需求一視同仁地為一切國民供給受教導的機會，而從個人後天稟賦的分歧出發，又請求個性化的教導內容和方式。這一悖論式的難題不要說當下中國尚未解決，就是發達國家也沒有完整解決。

4．從中國傳統文明發展源流來看，儒家思惟始終是文明主體。中國文明并非儒家一統，而是諸子百家各有其功。根據american已故有名漢學家費正清的說法，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的最年夜貢獻之一就是當局情勢。至于哲學思辨的深入，老子更顯凸起。據說american出書中國著作的版本包含重版，最多的就是《品德經》。兵家代表作《孫子兵書》則在全球軍事思惟和戰略戰術領域占據無可動搖的高尚地位。這般等等，不勝枚舉。中國文明是多元一體的復合結構，配合維系著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發展，此中儒家、道家、法家的影響最年夜，而儒家思惟無疑又被視為中國傳統文明的主體。儒家學說有一些精深的思惟，諸如人格獨立的思惟、社會擔當的思惟、剛健自強的思惟、以和為貴的思惟等，現在還應予以確定。中國傳統文明確實也存在嚴重缺欠，如舞蹈教室不重視生產技術、不鼓勵學術不受拘束、強調等級軌制等。但假如傳統文明中沒有孕育著進步的契機，那么，中華平易近族自強不息的剛健精力和厚德載物的包涵情懷又將何故傳承至今呢？這此中儒家思惟發揮了嚴重感化。

5．孔子是最早提出教導焦點問題，會議室出租并嘗試解答問題的“至圣先師”。以孔子誕辰日為教師節，不僅表白中國人不忘傳統，感恩祖先，並且表白中國教師始終牢記“有教無類”的主旨，對一切學生給以一視同仁的關心和教誨；牢記“因材施教”的原則，摸索最適合學生個性發展的內容和方式。據此而論，以孔子誕辰日為中國教師節可謂“善莫年夜焉”。

參考文獻：

[1]紀昀，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7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87.

[2]王云五，朱經農.禮記[M].北京:商務印書館，1947.

[3]張岱年.中國哲學年夜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書社，2010.

[4]朱熹集注//四書章句集注(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6.

[5]司馬遷.史記[M].長春：吉林年夜學出書社，2015.

[6舞蹈場地]孟軻.孟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書社，1999.

[7]孟子[M].王立平易近,譯評.長春:吉林文史出書社，2007.

[8]譚丕謨.宋元明清思惟史綱[M].武漢:崇文書局，2015.

[9]鄭師渠.中國文明通史(明代卷)[M].北京:中共中教學心黨校出書社，2000.

[10]余源培，等.哲學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書社，2009.

[11]范玉秋，田力.中國哲學與傳統文明[M].天津：天津國民出書社，2015.

[12]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辭海試行本(第2分冊哲學)[M].北京：中華書局，1961.

[13]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惟的發展與完成[M].長春：吉林出書集團無限責任公司，2015.

[14]徐儀明.天然國學叢書·王夫之的天然世界[M].深圳：海天出書社，2015.

[15]郭曉東.文明傳統與現代精力:試評賀麟關于儒家思惟的新開展[J].南京社會科學，1999(8):35-39.

[16]鐘離蒙，楊鳳麟.中國現代哲學史資料匯編(第3集)[G].沈陽：遼寧年夜學哲學系，1982.

[17]熊十力.十力語要[M].長沙:岳麓書社，2011.

[18]劉鄂培，衷爾鉅.張岱年研討[M].北京:清華年夜學出書社，2瑜伽教室004.

[19]呂不韋.呂氏年齡[M].哈爾濱:南方文藝出書社，2014.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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